埃博拉會來中國嗎？

　　寫在前面的話：

　　埃博拉（Ebolavirus），這個被稱為人類歷史上最致命的病毒，自1976年在蘇丹南部和剛果（金）的埃博拉河地區被首次發現后，就因其極高的致死率引起了醫學界的廣泛關注。幾十年來，埃博拉如幽靈般地在非洲時隱時現，所到之處哀鴻遍野。

　　人類一旦感染埃博拉病毒，通常會在5-10天內發病，最長潛伏期可達21天。起初只是出現類似于感冒的癥狀，如惡心、嘔吐、腹瀉、發燒等，但幾天后就突然加重，全身多臟器出血不止，死狀凄慘。雖然這種病毒只能通過人體直接接觸傳播，但致死率很高，令人聞之色變。

　　2014年3月，神秘的埃博拉病毒再次現身西非。由于初期未得到國際社會的重視和及時處置，6個月后，埃博拉通過民航客機第一次走出非洲大陸。時至今日，埃博拉一邊在西非肆虐，一邊把恐怖的觸角伸到了北美、西歐和南亞，成為波及全球的重大公共衛生事件，全球病例和死亡數也遠遠超過之前所有疫情的總和。

　　根據世界衛生組織(WHO)的報告，截至12月7日，全球感染埃博拉的確診、疑似與可能病例達17942例，其中6388人死亡。感染情況最嚴重的西非三國致死率高達76%，塞拉利昂的疫情仍在快速蔓延。

　　為幫助西非國家在源頭上防控埃博拉病毒，9月16日，中國政府派出第一批59名經驗豐富的醫療專家，赴疫情嚴重的塞拉利昂開展實驗室篩查和留觀工作。中國疾控中心副主任、中國科學院院士高福擔任首批援塞醫療隊的負責人之一，挑起了移動實驗室管理的重任。日前，高福在回國剛剛解除醫學觀察期后，在北京接受了《賽先生》的專訪。

　　“埃博拉是個貧窮病”

　　賽先生：首先祝賀你順利完成艱苦的駐塞工作，并成功度過了21天的觀察期。塞拉利昂為何成為西非埃博拉病例數最多的國家？

　　高福：在過去一段時間里，利比里亞通過培訓醫護人員、建立醫療中心和隔離中心等一系列措施，提高了各方面的協調和政府領導能力，所以防控工作初見成效，而塞拉利昂沒有這些措施。塞拉利昂政府對各單位和國際組織的協調能力不足，當地民眾對病毒也不重視，加上塞拉利昂的公共衛生條件實在太差，完全沒有自我控制能力，因此情況十分不樂觀，非常需要國際社會的幫助。

　　賽先生：塞拉利昂的條件和你出發前想象的反差大嗎？

　　高福：出發前我知道當地的公共衛生條件比較差，但沒想到有那么差。救護車、運尸車、摩托車等必要的交通工具都很缺，救治病人的儀器設備和通訊工具也很少，造成難以有效跟蹤和轉移病人。那里還十分缺乏合格的醫護人員，塞拉利昂政府的組織和協調能力也很落后，民眾對傳染病的認識水平也很低，這些都是之前確實沒預料到的。

　　我們訪問當地醫院的時候，看到他們的院長和醫生護士非常近距離地接觸埃博拉患者，自己都沒有必要的防護，既不戴口罩，也不戴護目鏡，就離病人那么近，這就是為什么那里的醫護人員多有被感染的原因，因為他們自己都還缺乏基本的防護意識。

　　而醫院所謂的隔離區和病房也相當近，就是在一個很小的帳篷里辟出開放空間，根本做不到真正的隔離和檢疫，所以埃博拉疫情在西非快速擴散一點都不奇怪。這不像當年SARS在北京傳播的時候，一發現疑似病例，立刻送小湯山醫院隔離治療，塞拉利昂完全沒有這樣的條件。

　　賽先生：這次中國共派去62名專家，你們在那里一起工作了兩個月，大家是怎么分工的，每天都在做哪些工作？

　　高福：我們的赴塞援助隊伍主要由兩部分人員組成，一是解放軍第302醫院派出的留觀中心，他們就像一個傳染病醫院，醫生護士的工作和在國內是相似的。還有一個就是中國疾控中心派出的移動實驗室檢測隊，主要工作就是檢測病料。

　　具體來說，檢測隊的任務主要有兩個，一個是檢測疑似患者，確認是否感染了埃博拉病毒；第二個是檢測尸體，因為當地的喪葬習俗中有很多宗教性的儀式，去世的人在下葬前，親友要對尸體進行清洗、撫摸和親吻，而埃博拉病毒會通過直接接觸傳播，假如一個死者感染了埃博拉病毒，那他的尸體就不能再按當地風俗去接觸，必須直接埋葬。所以每一具尸體都要經過醫學檢測。此外，在西非的檢測工作還會涉及到與當地常見的傳染病，如瘧疾等的鑒別診斷問題。

　　此外我個人要做一些跟國際組織的溝通工作，我是當地兩個團隊的新聞發言人，接觸一些新聞媒體，包括他們的廣播站，去給他們做做科普。大家每天的工作都很充實，工作量也很滿。

　　賽先生：這兩個月來，中國檢測隊累計檢測了1635份血液樣本，收治留觀病例274例。在各方面條件都比較差的塞拉利昂，你們在開展這些工作時遇到過什么困難嗎？

　　高福：檢測樣本本身是個技術活，我們的移動P3（編者注：P3指生物安全防護三級實驗室，最高防護級別為四級）去了，同事們也都是訓練有素的專業人員，工作本身并沒什么障礙。但塞方給我們的病料樣本很成問題，有的資料登記不全，有的管子破裂，有的樣本不合標準，所以為了拿到合適的樣本，我們經常需要反復跟塞方溝通，而溝通存在一定障礙。

　　這里的管理也很成問題。塞拉利昂太貧窮，政府和人民都沒有錢。我們到過一個村子，那有25個人因感染埃博拉去世了。在這之前，當地醫護人員四處搞隔離，把病人隔離起來后卻沒有飯吃，沒有水喝，所以病人又逃了，這一系列的情況造成疾病得不到有效控制。所以這不是一個單純的科學問題，而是一個管理問題、貧窮問題。在這個意義上說，埃博拉是個貧窮病。

　　但現在埃博拉在美國和西班牙出現了個別輸入病例，并引起個別散發二代病例，就是我常說的戰役打到了后半場，前半場是在西非打的貧窮病戰役，已經部分失守了，如果西非的局面再控制不好，病毒更多地進入西方社會，那么主戰場就轉移到西方去了，那時就不再是貧窮病，而是富裕病了。

　　在留觀工作上，我們也遇到過很大困難，最大的挑戰就是培訓當地護士。一是她們的醫學基礎確實太差；二是她們的防控意識很薄弱。培訓完了，我們跟她們一起去近距離接觸病人時，她們仍然很不在意，這給我們的醫護人員帶來了潛在的被感染的可能性。

　　賽先生：現在大家都已經順利度過了醫學觀察期，做到了全部“零感染”，你們是怎么做到的？在回國后剛被隔離的時候，你有沒有一點擔心，自己和隊員們會有個別出現感染跡象的？

　　高福：我心里是有底的。盡管一開始塞方的護士沒有防護意識，但在我們的一再督促下，她們也嚴格按照我們的操作規范來執行了。我們每人有11件防護服，都要一層層穿上。實踐證明，這種做法是萬無一失的。正因為我們防護做得很好，一直跟病人沒有什么直接接觸，所以不可能出現癥狀。從開始我就相信，我們從醫療隊，到檢測隊都不會有問題，大家也都不擔心。

　　依賴疫苗抗埃是錯誤的

　　賽先生：聯合國秘書長潘基文11月21日說，西非有希望在2015年年中控制住埃博拉疫情。利比里亞總統近日也宣布埃博拉疫情緩解并解除全國緊急狀態。但一些流行病學家預測，埃博拉病毒將在2015年1月感染甚至數十萬人，疫情蔓延將無法控制。你覺得哪種判斷更靠譜？

　　高福：潘基文和國際專家的這兩種預測都有各自的道理。如果利比里亞的局面能夠繼續保持下去，還是很有希望到明年年中把埃博拉疫情控制住的。但塞拉利昂的情況如果得不到改善，還是一直像現在這樣，好多必要的基礎措施都跟不上，那么病毒就還會擴散下去。總的來講，不確定性還是大于確定性的。

　　賽先生：在全球化時代，病毒的傳播力遠勝從前，埃博拉遲早會到中國來嗎？

　　高福：中國經歷過SARS、大流感和H7N9等一系列公共衛生事件的考驗，對傳染病的控制工作已經做得不錯了。但是傳染病無國界，病毒微生物不需要簽證，所以我們的疾病預防控制工作和公共衛生的防線一定要前移，由中國前移到非洲去。如果不能從非洲這個源頭上控制住病毒的傳播，那么埃博拉遲早會到中國來。

　　美國在非洲和中國等地都開展了疾病的預防控制工作，除了人道主義的因素外，實際上也是在保護他們自己，所以我們也應該學習這種辦法。這次是中國第一次去，需要多積累經驗，為以后的海外傳染病研究防控工作打下基礎。

　　在這里，我還是要呼吁，包括中國在內的國際社會還要進一步支持塞拉利昂。沒有全世界的幫助，這個國家不可能自己做好傳染病防控工作。

　　賽先生：有研究人員表示，一些傳統的經典控制措施如隔離等已經對埃博拉失去效用，只有研究出有效的疫苗才可以控制感染病例的增長。有報道稱明年1月，美國約2萬劑候選埃博拉疫苗將在西非進行測試，你怎么看待這種防控思路？

　　高福：說經典的檢疫隔離措施不管用，必須依賴于疫苗的觀點是絕對錯誤的。預防當然是防控傳染病的重要一環，但疫情一旦發生，向來都是檢疫和隔離最為關鍵。根據我在塞拉利昂兩個月的工作觀察，那里正是因為缺乏經典的檢疫隔離手段才造成疫情擴大的。由于當地公共衛生條件落后，人們對傳染病的科學認識也比較差，所以在塞拉利昂這種貧窮國家，經典的隔離和檢疫措施實際上根本就沒真正實現。最有效的抗埃辦法還是去落實檢疫隔離措施，而不是去等遠得沒邊的疫苗。

　　賽先生：美國國家衛生研究院(NIH)11月26日宣布，與葛蘭素史克合作開發的首個埃博拉疫苗成功通過臨床試驗，被證實安全有效。此外，另一制藥巨頭默沙東（Merck&Co）也在積極研發。之前有報道稱，中國在對埃博拉病毒的檢測技術、藥物、疫苗、治療性抗體以及疫苗的相關研究上都有所布局，且已經獲得突破，能否介紹一下具體情況？

　　高福：美國和加拿大都研發出了相關的疫苗，他們的兩種疫苗之前在其他地方做過一期臨床，現在進入非洲開始做臨床試驗了。據我所知，美加兩國的疫苗已在塞拉利昂當地的易感人群中進行二期三期臨床試驗。

　　中國在這方面也有相關的研究布局，但中國境內還沒有出現埃博拉病毒，所以無法對疫苗的有效性做攻毒試驗。我們看疫苗管不管用，先要對動物進行免疫試驗，用猴子去試一下，拿強毒去攻擊看看免疫的效果如何。由于中國還沒出現這種病毒，所以我們做不了這個試驗。目前中國在病毒和疫苗上都還處于前期研究之中，還沒有能用于臨床的特別藥物或疫苗。

　　賽先生：那么中國在檢測等環節上的研究進展如何？最新報道說，深圳三家公司開發的埃博拉檢測制劑已獲批上市，其產品用于塞拉利昂的一線檢測工作時，正確率100%，相關上市公司的股價也節節攀升，似乎這方面的研發水平很受市場認可。

　　高福：檢測試劑主要是以PCR（聚合酶鏈式反應）為基礎的診斷，它本身并不是什么高精尖的技術。世衛組織也有檢測的指導原則，比如選擇什么樣的基因序列來檢測，所以一般做分子生物學的實驗室都能做。我們看到有多家公司能夠生產出準確率較高的檢測制劑其實是很正常的。而且我們國家在傳染病的專項研究里，曾經對埃博拉這樣的新生突發病毒是有過布局的，所以當初儲備的一系列措施現在都可以派上用場了。

　　中藥很難在抗埃上發揮太大作用

　　賽先生：有報道說，中國醫療隊中有成員在塞拉利昂向非洲病患提供中藥，測試其治療效果，據稱“很受歡迎”，并且“效果良好”。SARS來襲時，中藥也曾廣泛地被民間用于預防。那么中藥對這種強致死性病毒的作用到底如何呢？

　　高福：我個人認為該報道里提到的說法是有誤導性的。塞拉利昂是英聯邦的一部分，在醫學上接受的是西方文化，他們是不會相信中藥的。在西方理念里，一定要知道藥物的有效成分，并做過對照實驗，而中藥的成分不明確，也沒有實驗，很難在應對埃博拉這種急性的高致死性病毒上發揮太大的作用。

　　賽先生：就埃博拉研究而言，下一步你有什么工作計劃？

　　高福：我想進一步推動國內對埃博拉病毒的基礎研究和應用研究，希望得到科技部、國家自然科學基金委和衛計委等相關部門的支持。同時也進一步做好培訓和宣傳，提高口岸檢疫檢測部門和基層疾控中心對埃博拉的認識水平，防患于未然，爭取把這種病控制好。

　　中國足以應對埃博拉傳入

　　賽先生：假設西非的局勢得不到控制，埃博拉病毒某天傳入中國，現有的防控機制能否應對？

　　高福：西非得不到控制，傳入中國的可能隨時都有。不過以我們在傳染病防控上的經驗、建立的防控體系和運作模式，以及國家已有的聯防聯控機制，已足以應對埃博拉的傳入。

　　賽先生：11月3日，世界衛生組織總干事陳馮富珍對目前埃博拉病毒疫苗研制現狀提出了尖銳的批評，稱研發商是因為埃博拉病毒多在非洲貧窮地區蔓延，生產無利可圖而怠于研制。你如何評價陳馮富珍的這番言論，怎么看待政府在公共衛生防控體系上的角色？中國政府做得如何？

　　高福：我覺得這種批評是不客觀的。因為作為公司，它的目標很明確，就是賺錢，公司老板不是慈善家，我們不應抱怨制藥公司的逐利行為。而包括世界衛生組織、聯合國和各個國家在內，都應有投資公共衛生體系的預算，要由政府來做像埃博拉這種對公共衛生較為重要的疾病的疫苗和藥物研發，否則公共衛生事業就是沒有效率的。

　　至于中國，我們在SARS之后，對公共衛生的防控措施和防控網絡的投入還是比較大的，機制也比較健全。我們由政府投資建立了全國傳染病防控網絡，也設立了全國聯防聯控機制，從省、市，到村，各層級都設有疾控中心，這一套體系在世界上還是很先進的，值得歐洲等地區學習。

　　疫病當前，如何面對文化習慣的挑戰？

　　賽先生：就埃博拉病毒本身而言，現在人類對它的了解有多少？它最早的來源據說可能是果蝠或某種野生的鳥類，這種說法確切嗎？為什么這種病毒能夠脫離動物宿主，在人際間傳播？30多年來，埃博拉病毒的變異程度如何？

　　高福：目前人類對埃博拉病毒的了解還非常之少，但這個病毒的傳播途徑肯定是從蝙蝠傳到其他一些動物身上的，如羚羊，以及猴子、狒狒、大猩猩等高級靈長類動物，而非洲居民有吃這些動物的習慣，進而就感染了病毒。

　　至于埃博拉的變異程度到底有多大還不清楚。今年8月，美國科學家發表了一篇文章，對5月底到6月中旬從70多個塞拉利昂的病人身上分離出來的共99株病毒進行分析，發現埃博拉病毒的進化速率非常之快，大概是過去40年分離出的病毒的2倍！這說明埃博拉病毒在快速變異，這是之前所沒有想到的。這么快速的變異究竟意味著什么現在也不清楚。人們對埃博拉的致病機制和它快速致人死亡的原因，目前很多細節也還有待研究。這提醒我們，必須加強對新的病毒分離株的基因測序工作。而當地沒有條件和技術做測序，因此需要發達國家和我們中國對當地的病料做好測序，共同完成這個任務。

　　不過現在有一點是清楚的，不論是埃博拉病毒，還是SARS、H7N9，或是其他流感病毒，都有一個共同的機制，就是病毒引起了細胞因子風暴。所謂“細胞因子風暴”就是病毒入侵激起的人類免疫系統的反應過分強烈了，最終是免疫系統殺死了人。

　　還有一點是非常值得人類反思的。除了埃博拉病毒，現在回過頭來看，包括H7N9和艾滋病毒等，也都是從動物傳染來的。這些事實說明的一個共同道理是，人類破壞了生態環境，也改變了以往的生活習慣，使得一些原本很遠的病毒離人越來越近。

　　賽先生：說到人類的生活習慣，我們知道埃博拉在西非地區的爆發與當地的喪葬習俗有密切關系。在中國日常的傳染病控制預防體系中，是否也面臨著某些民間文化，如飲食、喪葬、衛生觀念對西方現代醫學的挑戰，如何處理科學和文化上的沖突？

　　高福：西非國家的大部分人信仰伊斯蘭教，按照他們的風俗，尸體下葬前親友要徹底清洗尸體，葬禮上還要撫摸和親吻尸體，而埃博拉病毒是直接接觸傳播的，這就容易導致感染。我在這待了兩個月的感受是，塞拉利昂普通民眾的科學意識和科學知識都是非常匱乏的，并不知道在疫病面前要改變一下習慣，他們處理不好科學和文化之間的關系。

　　而我們中國也有類似的情況，一個很典型的例子就是，在江蘇、福建和廣東，近來又開始出現H7N9禽流感了。而我們明明知道H7N9禽流感是人吃活禽引起的，政府也在大力科普，但還是勸不住民眾。大家基于生活習慣，該吃活禽的還是吃，讓關閉活禽市場也始終關閉不了，這就看出科學和文化之間的沖突有多大，最終導致傳染病的發生。盡管目前在江蘇、福建、廣東出現的只是一些散發病例，但這種習慣不改變，就是很危險的一件事。

　　（原文標題：獨家專訪高福：埃博拉遲早會來中國？）

　　來源：賽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