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官揭秘中國停用死囚器官：這事曾是禁區

　　來源：央視新聞

　　黃潔夫：中國會成為世界上器官移植第一大國

　　黃潔夫認為，停用死囚器官以后，我國的器官移植量可能反而會大大增加。而這一比例在英國也不過只有45%。因為從國家近年來在廣州、武漢等地的隨機民眾調查顯示，有34%的民眾有意愿捐獻器官。

　　數據顯示，從1977年底年到2009年底，30年的時間內，中國內地僅有130位公民去世后成功捐獻器官。2010年啟動公民捐獻試點工作后至2013年三年的時間內，公民身后捐獻器官的數量為1448例。2014年全面開始推廣公民捐獻，截止到12月23日，這一數字為1631例，近5000個大器官，再加上親體器官捐獻2000多個器官，我國2014年的80％器官移植均來自公民自愿捐獻。

　　停用死囚器官還需“自愿捐獻”跟進

　　然而，面對每年9000個器官移植的需求，在供需嚴重失衡的情況下，某些醫療機構和個人將器官移植視為牟利工具，從而不顧法規規定，甚至出現把窮人“圈養”起來，取器官買賣的現象。而執法力量的薄弱和較低的懲罰力度也難以有效遏制器官的非法買賣。

　　2007年出臺的的《人體器官移植條例》對不規范的移植加強了監管。2010年，最高法頒布的刑罰修正案增加了“器官買賣罪”，打擊器官買賣的罪行，司法與相關部門也共同制定了嚴格的死囚器官捐獻與獲取的有關規定。

　　當時，黃潔夫作出這個表態也面臨著相當大的壓力，他說，當時衛生部里很多副部長級別的領導、好朋友都說，黃潔夫的副部長之職很快就要被免了，“你這個官可能做不成了，烏紗帽要掉了。

　　坦承中國事實向世界表明改革決心

　　黃潔夫說，醫生本是救死扶傷的職業，但面對從死囚身上取器官，他認為這種行為沒有做到對捐獻者表達出應有的尊重和敬畏，“心情很尷尬”。

　　黃潔夫回憶說，被譽為“中國外科之父”的裘法祖教授，在去世前的一個星期曾打電話給他，希望他能領導中國的器官移植，擺脫依賴死囚器官現狀，希望從事器官移植的醫務工作者，能夠光明正大地用公民捐獻的器官。

　　國際社會對中國采取“三不主義”

　　1984年，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公安部、司法部、衛生部、民政部等六部門聯合頒布《關于利用死刑罪犯尸體或尸體器官的暫行規定》，允許醫療科研部門在一定的制約條件下，利用死刑罪犯尸體或者尸體器官。很長一段時間，中國是唯一一個系統性地在移植手術中使用死囚器官的國家。

　　在這三方面的法律框架中，規定了器官移植必須有符合倫理學的來源，器官必須來自無償捐獻者的愛心，更重要的是要公平、公開、透明和可溯源。

　　二是2010年最高人民法院頒發的《刑法修正案》的器官買賣罪；

　　一是2007年國務院頒發的《人體器官移植條例》；

　　依法治國，是2014年的標志性詞匯。具體到我國的器官捐獻領域，共有三個方面的法律框架：。

　　使用死囚器官是“有法不依”

　　中國正式停用死囚器官涉及169家醫院

　　長期以來，中國的器官捐獻與一部分人無法分割，那就是死囚。然而，從2015年1月1日起，中國將停止死囚器官使用。公開宣布這一計劃的，是原衛生部副部長，國家人體器官捐獻與移植委員會主任，黃潔夫。

　　2014年12月3日，2014年中國OPO聯盟研討會在云南昆明舉行。這是我國第一次由高級官方機構負責人宣布停用死囚器官的時間表，涉及醫院達到169家，一時間引來國內外媒體和輿論的關注。OPO聯盟是中國第一個器官獲取組織。正像這個生僻的名字一樣，在昆明召開的研討會事先也絲毫沒有引起媒體記者的關注。然而，就是在這個研討會上，中國人體器官捐獻與移植委員會主任委員黃潔夫透露，從2015年1月1日起，中國將全面停止使用死囚器官作為移植供體來源，公民逝世后自愿器官捐獻將成為器官移植使用的唯一渠道。

　　三是衛生計生委2013年8月份頒發的《人體捐獻器官獲取和分配的規定》。

　　在黃潔夫看來，器官捐獻領域最大的有法不依就是針對死囚的器官使用問題。長期以來，中國器官移植來源主要依靠死囚，盡管法律規定死囚應“自愿捐獻器官”，但是法律執行上仍存在漏洞。這也是國外拿來攻擊中國的一個主要抓手。

　　中國是唯一系統性使用死囚器官國家

　　器官移植是上個世紀下半葉由西方國家引入中國的高端醫療技術，但與其他醫學高新技術不同的是，移植手術需要一個可供移植的器官，涉及復雜的醫學倫理和社會文化傳統。在逝者器官志愿捐贈系統尚未完善之前，利用死囚的器官進行移植手術在很多發展中國家和地區都曾存在過。

　　器官移植領域的中國醫生在國際上被孤立、妖魔化

　　醫學的發展領先于法規和倫理的建設。不透明和想象空間使得器官移植領域的中國醫生在國際上被孤立，甚至被妖魔化。上世紀90年代起，我國的器官移植術漸臻成熟，形成了由知名專家領銜、大批老中青搭檔的器官移植群體。作為我國著名的肝膽外科專家，黃潔夫成了器官移植領域的代表性人物之一。然而在官方層面，利用死囚器官，仍是一個長久沉默的禁區。

　　由于太過敏感、復雜，中國的器官移植醫生在國際上往往對此閉口不談。因此，國際社會上對中國采取的是“三不主義”（Threeno），即“一個中國的器官移植醫生不能夠、不允許參加世界的器官移植組織；中國有關器官移植的文章，包括臨床在內，在所有國際著名雜志一律不準發表；中國的學者不能在世界舞臺上闡述、演講關于中國器官移植的成績。”黃潔夫說。

　　使用死囚捐獻器官是對人的不尊重

　　2005年，世界衛生組織西太平洋地區的衛生高層會議在菲律賓馬尼拉召開。在那次會議上，面對西方國家代表的攻擊和質疑，黃潔夫坦承中國使用死囚器官作為移植主要來源的事實，這是中國首次就這一問題向國際社會正面回應，也是首次表明了中國將推進移植事業改革的決心。當時，黃潔夫已是原衛生部的副部長。

　　然而，他的表態卻得到了黨中央、國務院最高領導的堅決支持。

　　承認是轉變的開始。2006年，衛生部出臺了監管移植醫療服務的法規，并發表了著名的“廣州宣言”，向世界表明了我國移植界改革的決心。2007年5月，國務院頒布了《人體器官移植條例》，使中國人體器官移植工作開始走向法制化軌道。通過嚴格的技術準入規定，衛生部將原來的600多家移植醫院減少至169家。

　　器官買賣成牟利工具窮人被“圈養”取器官

　　種種亂象逼迫中國器官移植進一步法制化。而在法制化的進程中，停止使用死囚器官，成為必須要邁過去的坎。2013年11月2日，中華醫學會在杭州召開的器官移植大會上，國家衛生計生委OTC頒布了“杭州決議”，決議提出中國將取消對死囚器官的依賴。這在世界移植界引起很大反響。2014年3月1日，由國家衛計委和中國紅十字會總會領導的中國人體器官捐獻與移植委員會成立。這一組織對全國人體器官捐獻和移植的管理工作進行頂層設計。黃潔夫任委員會主任。9個月之后，黃潔夫發出全面停用死囚器官的聲音，全面貫徹落實杭州決議。

　　縱然法制化軌道走得艱難，但是，很多人都認為，相對于人的改變，寫在紙上的法律反而簡單。現階段我國的公民身后器官捐獻率僅為約0.6/100萬人。中國每年急需器官移植的病例約為30萬，每年器官移植手術卻僅為1萬多例，比例為三十分之一。作為世界上器官捐獻率較低的國家之一，單純依靠公民器官捐獻能否滿足龐大的需求？。

　　盡管黃潔夫對公民捐獻保持樂觀態度，但是，中國器官捐獻與移植體系的完善遠非停用死囚器官一項。那么，如何讓中國的器官捐獻更加陽光化、規范化和法治化？。長期以來，無論是器官的來源還是分配，都處于不透明的狀態，甚至還有人制造某個死刑犯的器官直接移植給某個人的謠言。

　　黃潔夫表示，未來器官分配必須強制性使用電腦分配，司法是社會公正的最后一道防線。他希望，民眾可以在公開、透明、陽光的環境下進行器官捐獻，用救人的高尚行為向生命表達敬畏之情。他堅信，未來3到5年，中國會成為世界上器官移植第一大國。